福州视域下的千年方志传承：福建地方志编修现状与突围路径

在福州三坊七巷的古籍修复室里，工作人员正逐页校勘清代《闽县乡土志》——这一幕，正是福建赓续千年方志文脉的缩影。地方志，作为记录一地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的“一方全史”，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基因。放眼世界文明史，唯有中华文明保有连续两千余年、体系完备的地方志传统，而福建自宋代《三山志》肇始，志书编修从未间断，福州更以现存最早省志《八闽通志》（成书于明弘治年间）见证着这份厚重。

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方志活化利用。河北省系统开展旧志普查，已影印出版《畿辅通志》《雄安新区旧志集成》等300余种；湖南则聚焦基层，完成《湖南乡镇简志》10卷及名镇名村志10部，乡镇（街道）、村（社区）志编纂达120余种；云南将方志数字化纳入“数字云南”三年行动计划，云南方志大数据中心建设稳步推进——这些实践，也为福建加快构建“数字方志馆”、推动《福建通志》及福州、厦门等地级市志迭代升级提供了可鉴经验。

然而，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包括福建在内的多地地方志工作正面临结构性困境，突出表现为“人、财、物、责”四重短板。

人才断层尤为紧迫。多位福州、泉州等地市县志办负责人坦言：志书编修需兼具史学功底、文献考据能力与本土认知，但受制于参公单位性质与职级限制，专业人才难引进、更难留住。某设区市志办现有编制仅12人，近年新招人员多在3年内转岗，一线主力多为60岁以上退休返聘专家，“青黄不接”已成常态。

经费保障亦显乏力。“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在部分县域难以为继。有的县级志办全年工作经费不足5万元，连赴福州参加省级业务培训的差旅费都需自行垫付；志书出版常因预算缺位而延期，甚至依赖社会捐资或部门拼凑。

体制机制尚待理顺。新一轮机构改革后，福建多数县（市、区）史志机构已与党史研究室合署办公，个别地区并入档案馆，职能弱化、编制压缩现象普遍。西南某省承编单位无一家设立常设修志内设机构，福建虽在省级层面保留独立建制，但基层执行力量仍显单薄。

供稿质量与数字基建同样掣肘发展。基层单位提供的素材多集中于人事、党建、财务等常规档案，缺乏经济变迁、民俗演进、口述史料等关键维度；《地方志工作条例》对供稿责任约束力不足，导致材料真实性难核查。与此同时，福建虽建成省级方志网，但市县两级志书在线检索、全文阅读等功能尚未全覆盖，移动端适配滞后，公众获取门槛依然较高。

破局之道，在于系统性制度供给。云南省地方志立法调研报告指出：现行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及省级规章，尚未对信息化建设、方志馆运维、旧志整理开发等作出刚性规范，法治保障缺位制约转型升级。专家建议，福建可结合《福建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修订契机，明确财政保障机制、人才激励办法与数字平台建设标准。

中部某市志办提出务实路径：推动县（市、区）将志鉴编纂经费单列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脱贫攻坚志》《抗疫志》等重大专题志，由中央及省级设立专项引导资金，或推行“以奖代补”模式。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福建省会，更应率先探索“方志+文旅”“方志+教育”融合路径，让《福州府志》《闽都记》等典籍真正“活”在当下。

半月谈记者：杜一方 张格 字强

文章来源: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4/01-09/101425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