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福清天宝陂背后的“廉吏群”：六位宋明官员与一座千年古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朴素箴言，既映照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凝练着中华传统治理智慧中“以民为本”的精神内核。长期以来，公众对古代廉吏的认知多聚焦于断案如神、秉公执法，却较少关注他们在兴修水利、改良农耕、改善民生等务实领域的作为。这一认知偏差，既有史料记载侧重的原因，也反映出地方治理史研究尚存待深耕之处。近年来，福建福州下辖的福清市在梳理本土水利遗产时，系统发掘出宋、明两代六位半主政官员接力修复天宝陂的史实——他们并非孤立个体，而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与时代共性的“廉吏群”，其实践至今仍具启示价值。

天宝陂：福建现存最古老的“蓄淡拒咸”水利工程

位于福州福清龙江之畔的天宝陂，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公元742年），是福清建县后首座大型水利工程。南宋梁克家《三山志》载：“新丰里：元符陂，唐天宝中置，故名天宝。”可见其得名渊源。2020年12月，该工程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权威评价指出：“它是福建历史上最早建成的集引水灌溉、排洪排涝与蓄淡拒咸于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型蓄淡拒咸工程。”这一定位尤为关键——区别于陕西郑国渠、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等内陆型工程，天宝陂直面东海潮汐，其“拒咸蓄淡”功能凸显了福建滨海地域的独特治理逻辑。早在三四千年前，福清西北山区龙江上游即有贝丘遗址，印证海水曾上溯至此；至唐代，今宏路、音西及城区一带尚属海淡水交汇湿地，恰为围垦造田、兴修水利提供了历史契机。彼时福建尚属开发较晚区域，连基础方志亦多散佚，直至南宋《三山志》才首度系统记述本地建制沿革，却未载唐天宝年间福唐县（今福清）主官姓名。然而，《三山志》明确记载：南宋初年，福清已跃居福州诸县之首，成为“第一望县”。这一跃升，正源于以天宝陂为核心的农业水利体系支撑——它不单是工程奇迹，更是福清走向富庶的基石。

修复比兴建更难：福清“廉吏群”的生成逻辑

地处滨海，天宝陂常年承受上游洪水与东海潮涌双重冲击，史料显示其平均二三十年即需大修一次。若失修，则旱涝频发，民生凋敝。因此，持续维护远比初建更具挑战性。正因如此，宋、明两代福清地方主官中涌现出一批以修复天宝陂为己任的实干者，他们或知县、或县丞，在不同历史节点承担起组织、筹资、督工、技术创新等重任，构成一个跨越三百余年的“廉吏群”。其共性在于：心系农桑、尊重民意、躬身一线、善用技术、不计私利。

六位半廉吏：从北宋到万历的福清治水图谱

据《三山志》《福清县志》等文献考证，宋明两代共有六位半官员深度参与天宝陂修复：北宋郎简、崔则正（半）、庄柔正；明代陆忠（县丞）、陈逅、欧阳劲、王命卿。

北宋祥符年间（1008—1016），福清知县郎简主持重修，工程规模宏大——疏浚引水逾三十里，溉田五十余顷，跨遵义、永福等五区。他捐俸购药施医，百姓感念，称其治下湖为“郎官湖”；后宋真宗亲赞其“恬于进取”，擢升工部侍郎。今福清天宝陂旁仍存郎简祠，岁岁奉祀。

北宋熙宁五年（1072），知县崔则正（字宋臣）力推修陂，征调民夫、立碑定规，虽实现“圳长七百余丈，溉田千余石”，但方式刚硬致“多旱损”，终被民众请罢。其功过参半，故称“半个廉吏”，为后世提供重要镜鉴。

北宋元符二年（1099），莆田籍知县庄柔正受提举钟氏委派，移址重建。他亲坐大榕树下听讼督工，创新采用“熔铁锢石”工艺加固坝基，所筑“元符陂”坚固耐用，惠及百世。其靠前指挥、科技赋能的做法，至今获水利专家肯定。

明代洪武二十三年（1390）陂毁后，至正统七年（1442），县丞陆忠在主官空缺之际挺身而出，独力主持修复，展现基层官员的担当勇气。

正德十三年（1518）再溃，次年常熟人陈逅出任福清知县，历时三年周密筹备，于正德十六年（1521）率众重筑。其动员机制科学——“田顷出十夫，十顷出百夫”，技术措施扎实——“沉以巨冲，实以沙黄”，仅三月即告功成。百姓欢呼：“陂之悠悠，乐且有秋。”嘉靖元年（1522）春竣工，夏四月通水，福清自此“岁遂大有”。

万历十七年（1589），知县欧阳劲委耆民周大勋砌筑西陈石圳二百丈，重视乡贤力量，体现治理智慧。

万历四十一年（1613），番禺人王命卿履任后深入调研，采纳周大勋之子周文遴水利方略，严明法纪、自捐俸资，并重点加固西陈、沟头、滨江海堘等要害段落，终使“五洋二十五墩数万人咸被其泽”。其察民情、用人才、抓关键、重执行的路径，堪称古代县域治理典范。

这些来自福建不同地域、跨越宋明两朝的官员，以天宝陂为纽带，在福州福清这片土地上书写了一部持续数百年的为民治水史。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务实精神、科技意识与民本情怀，不仅是福清历史文脉的重要组成，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东南沿海的生动实践。今天回望这支“廉吏群”，不仅为福州地域文化增添厚重注脚，更为新时代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