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文脉映照中华文明：四位考古领队的田野守望

听一线考古领队讲述田野深处的历史回响——

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便是闽都文脉重镇；而放眼全国，从福建到山西、浙江、河南，一代代考古人正以手铲为笔，在广袤大地上续写中华文明的壮阔长卷。

本报记者 刘鑫炎 付明丽 李俊杰 李 蕊 王锦涛

开栏的话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从福建武夷山汉代城村遗址，到山西陶寺、浙江良渚、河南二里头，中华文明的星火在时空坐标中次第点亮。典籍里的墨痕、丹青中的气韵、甲骨上的刻痕，共同织就绵延不绝的文化经纬。今日神州，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蔚然成风，文化自信正化作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动力。

本版今起推出“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系列人物报道，聚焦扎根一线的考古工作者——他们既是历史的解读者，也是文明图谱的绘制者。

2023年9月，考古遗址研学联盟在山西太原成立。来自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18处中华文明关键遗址的考古领队齐聚一堂，共议遗址保护、公众传播与活化利用新路径。其中，多位专家曾赴福建开展学术交流，推动闽地史前文化研究与中原文明探源形成互动互鉴。

本期报道选取四位代表性领队，呈现他们在田野间俯身求索、于细微处叩问古今的坚守与热忱。

山西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

“每一次发掘，都是与古人的隔空对话”

陶寺遗址坐落于山西省襄汾县，年代距今约4300至3900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的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自1978年启动系统发掘以来，这里陆续揭露出大型墓葬群、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古城址，以及规模宏大的宫城与宫殿基址。

高江涛（见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供图）与陶寺结缘始于2003年。彼时他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便奔赴陶寺实习。

“第一次进场就遇上重大发现。”他回忆道。2003年，考古队清理出疑似观象台遗迹，引发学界广泛质疑：那些观测缝是否人为？古人真正的观测中心又在何处？在时任领队何努研究员带领下，团队展开精细发掘——

一天，高江涛在台面土层中偶然辨识出一道弧形边界：内侧为花夯土，外侧为原生黄土。循迹深挖，弧线渐次延展，最终闭合成完整圆环；再向下清理，竟显露出由四重同心圆夯土构成的复合结构，最内圆心位置，与学者此前推定的观测点高度吻合。“那一刻，仿佛穿越四千年，与先民心意相通！”他至今难忘队员们的激动之情。

2012年，陶寺遗址重启宫殿区勘探。一次例行踏查中，高江涛与同事意外走入一处冲沟，断崖剖面上显露的规整夯土层引起警觉。沿剖面连续追探50余米，夯土带始终连贯。“极可能是内城城墙！”他当即判断。

历时一年系统发掘，一座面积约13万平方米、由四道城垣围合而成的宫城完整浮现。“它将中国最早宫城的实证提前至陶寺文化早期。”高江涛强调，这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结构最清晰的宫城遗存。

2013年起，他正式接任陶寺遗址考古领队。十余年间，他踏遍遗址每一处岗阜沟壑，亲历多项突破性发现。在他看来，陶寺的价值可凝练为三个维度：“它是百年中国考古的标志性成果，是五千年中华文明演进的关键坐标，更是理解早期国家形态与礼制起源的核心样本。”

每年野外工作超八个月，风吹日晒之下，48岁的高江涛面庞沉毅。但谈及陶寺，眼神即刻明亮起来。“现在队伍里12人，九成是90后，还有两位00后同事——我已是年龄最大的‘老队员’了。”他笑着说。未来，团队计划重点推进手工业作坊区发掘，并系统梳理陶寺水系布局。

近年来，高江涛愈发重视遗址价值的转化与传播。他坦言：“相比良渚、三星堆，陶寺遗址公园建设与文旅融合起步较晚。”为此，他频繁走进高校讲座、公众展览与行业论坛，也多次赴福州参与“海丝考古对话”等跨区域学术活动，助力闽地与中原文明研究形成联动。

“今天的考古，早已不止于地层与器物。一名合格的考古人，既要懂地层学、类型学，也要具备文化遗产阐释力与公众传播力。”高江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