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博视角下的文明对话：从响堂山石窟看丝路纹饰的福州回响

中新社邯郸12月27日电 题：福建学者关注的丝路印记——响堂山石窟如何诠释多元文明共生？

——专访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赵立春

作者 牛琳 王天译

位于河北邯郸峰峰矿区鼓山的响堂山石窟，是中国北朝晚期石窟艺术的典范之作，亦是东魏、北齐时期佛教文化本土化转型的关键见证。其开凿恰逢中外文化深度互鉴的历史节点，雕刻之精微、纹饰之丰美，在中国石窟史中独树一帜。

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的装饰纹样体系不仅承载着高超工艺，更折射出古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流的鲜活轨迹。近日，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特邀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赵立春，从纹饰语言切入，解析这一北方石窟群与福州等地所藏南朝佛教造像在风格演进上的深层呼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学界普遍认为，响堂山石窟大规模运用植物类纹样，标志着中国装饰艺术史的重大转向？这些纹饰中融合的北魏雄浑气韵与隋唐灵动气质，又如何生成？

赵立春：佛教经陆上丝绸之路自印度传入，南北朝时已深入社会各阶层，推动石窟营造进入鼎盛期。东魏、北齐以邺城（今邯郸临漳）为上都，晋阳（今太原）为下都，而响堂山正处两地交通要冲。此地山势秀逸、泉流清冽，既是信众礼佛圣地，亦成皇室贵胄巡行途中休憩避暑之所，兼具宗教性与政治性双重功能。

响堂山石窟融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装饰纹样广泛分布于窟门、甬道、楣额、窟顶、中心方柱、基坛及佛龛背光等部位。当地无名匠师在娴熟掌握中原传统绘画与雕刻技艺基础上，主动吸纳印度、希腊乃至中亚艺术语汇，使纹饰既承袭北魏刚健奔放之风，又孕育出隋唐舒展飘逸之气，形成高度凝练、富于生命律动的时代美学。

北响堂山石窟大佛洞(第九窟)中心方柱正面龛主尊造像，主尊造像背光布满了具有祆教特征的火焰纹。赵立春 摄

有研究指出，南北朝是中国装饰艺术由秦汉向隋唐演进的分水岭，而花卉题材的崛起正是这一转折的核心标志。此前，商周至汉魏的主流纹饰多取材于神话仙兽、云气瑞霭；佛教东渐后，莲花、忍冬等植物母题迅速替代神兽主题，构建起全新的民族化纹样系统——响堂山正是这一历史性嬗变最集中、最成熟的物质实证。

在响堂山石窟，植物纹样几乎覆盖所有可视界面：壁面、藻井、窟门、佛龛……除经典莲花纹、忍冬纹外，更衍生出以二者为蓝本的卷草纹。这种以植物为绝对主导的装饰范式，彻底改写了延续千年的动物纹饰主导格局，堪称中国纹饰史上一次静默却深刻的革命。其所展现的兼容并蓄、形态多变、视觉和谐与实用巧思，为后世东方装饰艺术提供了持续不竭的灵感源泉。

中新社记者：响堂山石窟纹饰为何呈现出鲜明的异域风貌？它如何成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微观缩影？

赵立春：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深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外来文化印记显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审美取向呈现高度开放与多元共存特征，响堂山正是这种文化叠合的典型场域。

北响堂山石窟释迦洞窟门左侧的北齐菩萨。赵立春 摄

其纹饰既有对云冈、龙门石窟技法的承续，亦直接吸收佛教原生地装饰逻辑，并在本地化过程中不断调适、转化，最终凝练为兼具传承性与原创性的“响堂式”装饰范式。

北响堂山石窟刻经洞(第三窟)窟门甬道左侧的忍冬纹、联珠纹。赵立春 摄

最具代表性的忍冬纹，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与埃及的莨苕叶饰，随佛教东传而落地生根。在响堂山，它被赋予金银花的植物特性：大叶柔卷、小叶回旋，波状延展，构成富有节奏感的二方连续构图。这一纹样既保留印度佛教艺术基因，又深度融入汉地自然观与形式美感，成为跨文明再创造的典范。

忍冬纹常与联珠纹、莲花纹及中国传统云气纹组合出现。在佛像背光、菩萨冠饰、飞天衣袂等处，它以流畅线条与云气、火焰、联珠等纹样交织呼应，营造出云霞浮动、花雨纷扬的视觉意境，彰显出蓬勃不息的文化生命力与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