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观察｜首席数据官如何撬动福建数字经济发展？权威解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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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推动企业首席数据官（CDO）制度建设，并持续推进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国家标准贯标工作，夯实企业数据治理根基。这一政策信号，正加速推动福建、福州等地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中的先行探索。
这不是我国首次在国家级文件中聚焦首席数据官。从《加快数智供应链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到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2025年1月印发的《关于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案》，CDO制度已连续多年被纳入顶层设计。作为数字时代的“关键枢纽”，首席数据官既非传统行政官员，也非单纯技术岗位，而是统筹数据资产运营、驱动业务转型、保障合规安全的战略型复合人才。
“全国已有超160个城市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啸指出，当前CDO建设已由早期试点迈入全域推广阶段。在福建，福州、厦门等地正结合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场优势，加快构建覆盖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的CDO协同体系，为东南沿海数字治理提供“福州样本”。
那么，这位身处数字化转型“C位”的新角色，究竟承担何种使命？又面临哪些现实瓶颈？科技日报记者深入采访多位来自福建及全国的数据治理专家，探寻CDO制度落地的深层逻辑。
激活沉睡的数字富矿：从发票数据看数据价值跃迁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列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并列的第七大生产要素——数据的战略地位由此确立，“点数成金”不再只是愿景，而成为首席数据官的核心使命。
在CDO眼中，每一条看似普通的业务数据，都是有待唤醒的“数字富矿”。以数族科技（南京）首席数据官杨平为例：一张企业购物发票，隐含着交易主体、时间、品类、金额等多维信息，经结构化汇聚与深度建模，即可生成企业经营“数字足迹”。依托此类分析，该公司已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上线36款数据产品，涵盖企业画像、动态健康评估、风险预警等服务。
“就像一份企业‘体检报告’，银行贷前尽调从过去耗时5—10天的人工走访，压缩至5—10分钟的智能研判。”杨平表示，这种效率跃升，正是CDO推动数据从资源向资产、再向资本转化的生动缩影。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DAMA）大中华区主席汪广盛强调，CDO是数字政府建设与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过程中自然孕育的关键角色，其核心职能可凝练为三句话：管好数据底座、驱动业务转型、建强专业团队。具体涵盖数据基础设施搭建、治理与质量管控、开发应用与价值释放、安全合规与AI伦理治理等全链条职责。
全球视野下，美国于2002年在Capital One公司首设CDO职位，2009年科罗拉多州设立全球首个政府CDO；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随后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层面全面铺开。我国CDO制度的兴起，则深度契合国家大数据战略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程。2018年原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明确“设立首席数据官”；2025年商务部等八部门文件再次强调鼓励建立CDO制度——政策脉络清晰可见。
韩啸指出，CDO制度已成为撬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双重支点。自2023年起，全国CDO建设进入快车道，福建福州、厦门等地亦加快布局，部分重点国企与数字产业园区已率先配备专职CDO，呈现“多点突破、系统推进”态势。
CDO履职之路：权责不清、认证缺位、人才紧缺三重挑战
然而，新角色上任并非坦途。普华永道《2023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显示：我国CDO或类似岗位渗透率仅为1.3%，远低于全球27%的平均水平；超25%受访者坦言，企业数据工作受阻于机制不顺、权责模糊、战略缺位等结构性难题。
昆仑之数（成都）CEO黄万忠观察到，多数CDO虽冠以“首席”之名，却未进入企业高管序列，常隶属于CIO或CTO之下。“既难协调跨部门资源，又缺乏清晰授权，导致‘有责无权’。”恩核数据创始人郑保卫进一步指出，这种组织定位尴尬，显著抬高了横向沟通成本，也削弱了数据治理的统筹效力。
更普遍的现象是：大量CDO由IT或业务负责人兼任，缺乏成建制的数据人才团队支撑。黄万忠回忆，其在神州数码任职期间曾统管2000余人数据团队，但此类配置实属凤毛麟角。“没有系统性团队，再好的战略也难以落地。”
在政府侧，兼职现象更为突出。韩啸介绍，当前我国政府CDO群体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集中在56—60岁，频繁轮岗易引发数据管理碎片化、短期行为乃至“面子工程”，不利于长效机制建设。
职业认证体系亦显滞后。目前市场上的CDO资质多为行业协会、联盟等机构开展的社会化培训认证，尚无国家统一标准。郑保卫虽获北京市首批正高级大数据工程师职称，但他坦言：“这并非CDO专属认证，全国仍缺少权威、规范、分层分类的职业资格通道。”
人才缺口更为紧迫。《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达3286万人，但需求量高达6500万人，缺口超3200万。其中，兼具技术功底与管理视野的复合型CDO尤为稀缺——业内预估全国专职CDO不足万人，而市场需求达数十万量级。福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渗透率仅约17%，意味着超八成市场亟待CDO赋能，数据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窗口期。
福州实践启示：赋权、建制、育才三轨并进
今年初，全国首单“具身智能数据集”在江苏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交易。这一标志性事件背后，是江苏将CDO制度作为全域数字化转型关键抓手的系统谋划。福州可资借鉴：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已建成覆盖全业务条线的CDO队伍，苏州市更构建起市—区县—街镇三级网络，并赋予CDO在信息化项目中的“一票否决权”。
“有职有权，方能有为。”南京大学数据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夏义堃指出，江苏通过出台《政务数据共享条例》配套手册明确CDO权责边界，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范式。福建若立足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永久举办地优势，在福州率先试点CDO权责清单与考核机制，有望形成更具辐射力的东南样板。
黄万忠建议，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大型国企、关键行业及地方政府设立CDO的必要性与基本职责框架，平衡创新激励与安全底线。参考美英等国经验——美国《基于循证决策基础法案》以法律形式固化CDO资格、权限、能力标准及培训要求；英国则将数据人才能力建设纳入国家战略行动计划——我国亟需加快立法研究，以法治方式厘清CDO职能定位与权责配置。
韩啸将CDO能力结构喻为“三面镜子”：用“望远镜”谋战略、“放大镜”挖价值、“显微镜”查风险。当前CDO普遍存在战略思维与复合知识结构短板。他建议构建“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双轨体系：支持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公共管理、计算机、工商管理等学科增设“数据治理”方向；共建“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基地，让人才在真实数据场景中淬炼能力。
面对学历供给不足、认证尚未规模化现状，郑保卫呼吁：国家应加快制定CDO职业培训与认证指导意见，支持行业协会建立统一、权威、分级的人才评价标准，真正让更多专业力量在数字化转型的“C位”聚力成势，以“数”为翼，助力福建千行百业提质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