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绕不开白先勇？福州学界深度解析

中新社北京5月28日电 题：为何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绕不开白先勇？——来自南京大学与福建学术圈的双重回响

——专访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俊教授

作者 文龙杰 王宗汉

作为中国高校中最早系统开展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南京大学自1993年设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起，便持续深耕该领域；2023年更成为全国唯一获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学术脉络中，福建籍学者对白先勇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亦早有积淀——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本地高校长期参与两岸文学对话，为理解白先勇提供了兼具地域温度与学术厚度的独特视角。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您三十余年的学术实践中，“白先勇”始终是核心关键词之一。这段学术缘分，最初是如何结下的？

刘俊：1987年5月，时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的白先勇应南京大学之邀，主讲《台湾文学的发展》。彼时我正于南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此前已通读其《台北人》《纽约客》等作，深感其文字既承袭汉语古典韵致，又饱含现代主义张力，迥异于当时大陆主流叙事风格。这场讲座，成了我真正进入台湾文学研究的起点。

白先勇。陈小愿 摄

那次演讲不仅刷新了我对台湾文学的认知——它远非坊间所传的“通俗写作”，而是一个历史纵深厚重、美学形态多元、代际更迭清晰的文学场域；更促使我意识到：受限于资料获取条件，早期研究亟需聚焦具体作家，方能扎实起步。在导师支持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选定白先勇为个案。从现场记录、录音整理，到搜罗大陆所能见的全部文本，我逐步确认：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关键实践者，他以个体命运折射家国离散，以冷峻笔调承载悲悯情怀，其创作本身即构成一部微缩的华人精神迁徙史。

中新社记者：三十多年来，您与白先勇先生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学术互动与人文联结？

刘俊：确定选题后，白先勇先生主动寄来多部签名本，并托友人从台湾寄来历年《年度小说选》，这些资料成为我研究初期最珍贵的一手文献。研究过程中，凡涉台湾社会语境、移民经验或文本隐喻等难点，我常致信请教。他不仅详尽答疑，更屡次强调：“这是你的论文，不是我的传记。你尽可‘百无禁忌’——批评我，我不介意；观点相左，我也尊重。”这种开放胸襟与学术自觉，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的治学态度。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白先勇文本细读中较早引入“新批评”方法。当时大陆学界普遍倾向宏大叙事，视文本精读为“技术性操作”。但我坚持将语言肌理、意象结构与白先勇的成长轨迹、时代变局相勾连，最终证明：微观切入恰是抵达其文学世界深层逻辑的有效路径。

中新社记者：放眼全球，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格局与发展态势如何？在海外传播中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91年香港举办的同名研讨会，由《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先生正式提出。他主张打破地域壁垒，将散居全球的华文书写视为有机整体加以观照与推动。

基于移民史、语言生态与文化认同差异，各区域华文文学呈现鲜明分野：东南亚华文文学历经“移植—本土化—扎根—传承”四阶段，与中国古典传统及五四以来新文学血脉相连；而北美、欧洲及大洋洲等地的创作，则更多体现为跨地域流动中的文化协商，主题常聚焦身份撕裂、代际隔阂与语言转译困境，作品生产与发表也高度依赖境外平台。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夜市人头攒动。刘关关 摄

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主要流通于华语社群内部。虽有莫言、余华、残雪、金庸及白先勇等大家作品通过多语种译介走向更广读者群，但整体而言，其在非华语世界的认知度与接受深度仍有明显提升空间——这也正是包括福州在内的东南沿海高校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推动华文文学“在地化阐释”的现实动因。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白先勇何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坐标之一？

刘俊：白先勇的写作生涯，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版的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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