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为何要看白先勇？专家解读来了
——专访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
作者 文龙杰 王宗汉
南京大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上学术积淀深厚，早在1993年，便设立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2023年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设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单位。而“白先勇”，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名字。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刘俊，解读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为何要看白先勇。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白先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名字。您的学术生涯与白先勇先生“缘”从何起？
刘俊：1987年5月，正在复旦大学讲学的白先勇教授应南京大学邀请，作题为《台湾文学的发展》的演讲。我那时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此前读过白先勇先生的作品，觉得与当时大陆的小说有着明显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此自然不会放过一睹作家风采的机会。
白先勇。陈小愿 摄
从那次演讲中，我改变了对台湾文学的既有印象，感受到其作品精彩、文学现象复杂。对我而言，这次演讲可以说是一种启蒙。当然，由于我当时对台湾文学还缺乏了解，因此演讲内容虽然丰富，我听下来也只是改变了“台湾文学不过是‘通俗文学’”的错误印象而已。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台湾文学在大陆少为人知，但实际上，台湾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之进行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值得开拓和耕耘。
在导师的支持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台湾文学为主题。题目一开始相当“宏观”：台湾小说研究。可由于资料太匮乏，最后变成专论一个作家。写谁比较合适呢？我首先想到白先勇。从现场聆听演讲、整理录音报告，再到阅读大陆能找到的白先勇作品，我认识到，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白先勇的小说具有沉重的历史感、深刻的人性观和独特的美学风格。我便决定以“白先勇研究”为选题，得到了导师的支持。
我的学术生涯，就这样与白先勇有了关联。
中新社记者：您在三十余载的学术研究中，与白先勇结成了怎样的情谊？他在研究上给予您怎样的帮助？
刘俊：当我决定以白先勇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后，白先勇建议我：如要研究他，不能光阅读他个人的作品，还要对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全面了解。他给我寄赠了一些他本人的作品，还请台湾出版界朋友给我寄了一批台湾年度小说选——这些作品构成了我“白先勇研究”的最初资料基础。
研究中，由于对台湾社会和海外生活缺乏了解，有些地方需要得到白先勇的确证，我会去信向他咨询。白先勇除了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一再给我鼓励。我在研究中有一些个人想法，想征询他的意见，他告诉我，“这是你的论文不是我的，你写这篇论文，应该持‘百无禁忌’的态度，你批评我，我不会在意，即便我不同意，我也会尊重你的看法”，让我不要怕“得罪”他，“应该完全独立思考”。他这种大气的格局和为人的气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研究白先勇，使我较早地接触到了“新批评”理论。当时，对文本进行“细读”在大陆被认为是一种“小儿科”，觉得其缺乏“宏观”视野和“宏大”论述。但我坚持从作品“细读”入手，结合时代、社会和白先勇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创作历程，去认识白先勇的文学世界——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坚持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
中新社记者：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如何？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如何？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提法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记录，是1991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由当时的《香港文学》总编辑刘以鬯最先提出来，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应该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要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
由于华人人数、移居历史以及华文文学生成过程和存在方式的差异性，使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外国变体”，以“移植—本土化—落地生根—代有延续”为特征，而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华文文学，则以一代代移民的代序层递为特征，处在“移植”的状态并常常以跨域异地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作品绝大多数是在其他地方发表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影响较深，而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华文文学则以重在表现“文化冲突”和作家、作品具有高度“流动性”为主要特征。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夜市人头攒动。刘关关 摄
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总体上还主要是在汉语使用人口范围内“流通”。当然，像莫言、余华、残雪以及白先勇、金庸等作家，因作品“外译”的多语种性和受欢迎度，使其作品已有“走向(华文以外)世界”的趋势。但必须承认，世界华文文学在海外(非华文世界)的接受度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白先勇因何能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代表人物？
刘俊：白先勇身上，浓缩着“世界华文文学”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