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峰刻石郑文公碑何以享誉海内外？专访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

中新社山东莱州1月18日电 题：云峰刻石郑文公碑何以享誉海内外？

——专访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

中新社记者 杨兵 王娇妮

云峰刻石是研究中国书法源流的珍宝，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古老底蕴。在山东莱州云峰山上，矗立着一块北魏郑文公碑。1500多年来，它在向世人讲述一段家族往事的同时，凸显了中国汉字由隶入楷书风，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频仍。

郑文公碑为何有如此魅力？何以享誉海内外？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云峰刻石为什么能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代表之一？

张玉光：云峰刻石是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和青州玲珑山北朝摩崖刻石的总称，尤以莱州云峰山刻石最多且具代表性，故以云峰刻石统名，被誉为北魏书法艺术三大宝库(龙门造像题记、四山摩崖刻经、云峰刻石)之一。

在云峰山散藏的40余处历代摩崖刻石中，刊刻于公元511至516年北朝时期的有21处，时间最长的跨越1510多年，另有宋、明、清等历代名刻。这些刻石以山势取之，由山麓散布到山顶，或矗立，或斜依，或偃卧，嵌空叠架，姿态各异，构成了天然碑林，千百年来墨香不绝。

莱州云峰山上的郑文公下碑。莱州市委宣传部 供图

云峰刻石内容丰富，书貌异彩纷呈，既有三言两语的题记，也有百字以上的诗铭，更有讲述郑氏家世及郑文公业绩的鸿篇碑记。由于书写内容不同，书写者的心绪不同，刻石总体呈现出或拘谨恭敬、或狂放不羁、或恣意豪放等不同姿态，让拜观者从中受到艺术与情感的强烈感染，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稀世瑰宝。

郑文公下碑。莱州市博物馆 供图

中新社记者：云峰刻石中最著名的郑文公碑记述了什么内容？为什么能冠之以“隶楷之极”？

张玉光：《荥阳郑文公之碑》系北魏光州(治所在今莱州)刺史郑道昭，于公元511年为其父郑羲所立。郑道昭先将此碑刊刻于天柱山之阳，后发现云峰山石质更佳，遂又复刻于云峰山之阴。天柱山刻碑在先，所以被称为上碑，云峰山的则为下碑。郑文公下碑高约3米，宽4米余，下碑内容文字共计1236字，尽述其家族历史及其父生前事略。

游客参观郑文公下碑。杨胜武 摄

郑道昭因刊刻云峰刻石而被后世称为“北方书圣”“一代文宗”。郑文公下碑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其记载的家世功德，而在于它的书法艺术价值，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发展的生动体现和印证。

莱州云峰山上的郑道昭纪念馆。莱州市博物馆 供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大发展、大变革时代。“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当年康有为见到现藏于西安碑林的《晖福寺碑》后，曾“抚摸”着《晖福寺碑》，激动不已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康有为又把郑文公碑与《晖福寺碑》同列为“妙上品”，称其“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因此，郑文公碑也被中外书法家誉为“隶楷之极”。

郑道昭取众家之长，力图创新，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印象，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向感受，同时脱离了隶书横向取势的特点，波挑笔法基本消失，具有初期楷书的雏形，呈现隶楷过渡的痕迹，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书法艺术从隶向楷的演变。

历经1500余年风雨洗礼，如今的郑文公下碑，无论碑石还是刻字依旧完好，字迹清晰。正如郑道昭在碑文里期待的那样“刊石铭德与日永扬”，也让后人能够借助刻石认识和了解北魏时期真实的书法风貌。

历经风雨洗礼，郑文公下碑依然字迹清晰。王娇妮 摄

中新社记者：郑文公碑如何被知晓，历代学者、书法家等有何评价？

张玉光：目前已知最早著录云峰刻石的是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作为一个痴迷于金石学的人，时任莱州知府的赵明诚，近水楼台在云峰山访得郑文公下碑，又赶往正南方40里之外的天柱山觅到上碑，一并将其录入书中。在赵明诚妻子李清照著就的《金石录后序》里，曾记述了夫妇二人关于寻访碑刻字帖的种种经历，在莱州静治堂完成了《金石录》的初稿，装卷成册，郑文公碑开始被世人知晓。

中国书法自古便有“南帖北碑”之争。清代以前，帖学甚盛，云峰刻石并不被世人所重。直到清代碑学书法之风兴起，云峰刻石遂名声大振，著录者、研究者众多。清代书法家桂馥访碑，对云峰刻石进行传拓，将云峰、大基、天柱诸山题刻与郑道昭紧密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清代嘉庆年间，由于书法家包世臣“扬碑抑帖”的推崇，使郑文公碑成为北碑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述书》中称道：“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碑派大家赵之谦、日本书法家吉田苞竹等也推举郑道昭为“古今一人”。

郑文公碑亭。杨胜武 摄

中新社记者：郑文公碑为何被海内外推崇？特别是对日本书道界，产生了哪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