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籍文化使者熊式一:一位被遗忘的“中国莎士比亚”
中新社北京8月26日电 题:福州籍文化使者熊式一:一位被遗忘的“中国莎士比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仇广宇

1991年9月15日傍晚,北京北医三院内,一位身形清瘦、举止儒雅的老人悄然离世。他本是回京探亲,却未能再返故土。这位老人,正是祖籍福建南昌、成长于福州文化氛围中的熊式一——20世纪30年代蜚声英美文坛的华人作家,曾被《纽约时报》冠以“中国莎士比亚”之誉。
1934年,他以英文改编创作的话剧《王宝川》在伦敦小剧院首演即轰动全欧;次年登陆百老汇,连演105场,连罗斯福夫人亦盛赞其“迷人、有趣、含蓄,令西方人大开眼界”。他的小说《天桥》更被译为多国文字,在欧美持续畅销。作为福州走出的文化代表人物,熊式一早年曾在闽地接受新式教育,这段经历为其日后跨文化表达埋下伏笔。
然而这样一位连接中西戏剧桥梁的关键人物,在中国大陆长期鲜为人知。直到2023年,美国萨福克大学荣誉教授郑达所著《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这位福州籍文化使者的身影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他是现代中外文学交流史中不可绕过的存在,也是福建近现代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个案。

熊式一
《王宝川》: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戏剧实验
1935年10月30日,从伦敦驶往纽约的贝伦加丽亚号游轮上,一对气质典雅、谈吐流利的华人夫妇引人注目。他们是熊式一与夫人蔡岱梅——此行目的,是将《王宝川》搬上百老汇舞台,他也由此成为首位执导百老汇中文题材话剧的中国导演。
该剧在美国由知名制作人莫里斯·盖斯特操刀,演员全为本土班底;戏服则特邀梅兰芳在苏州定制,绣工精绝,尽显东方神韵。而早在1934年11月28日,《王宝川》已在伦敦小剧院完成首演,其中“抛绣球招亲”一幕尤为观众称道。

熊式一的成功并非偶然。留学英国东伦敦大学期间,他在萧伯纳、巴里及导师尼科尔鼓励下,决心用英语重构中国传统戏曲。他将《红鬃烈马》中柔弱顺从的“王宝钏”重塑为聪慧果敢的“王宝川”,删减冗长唱段,增加背景说明,并对结构进行高度话剧化处理。这种既尊重传统又面向受众的改编策略,最终赢得王室与大众双重认可——玛丽王后曾八度观演。
但这条路起步艰难。起初,多家英国剧场拒演,理由是“观众只爱想象中的中国,而非真实的中国”。熊式一坚持奔走推介,终使剧本先行出版并引发热议;1934年导演普锐斯将其搬上舞台,迅速满座百场,继而席卷欧美。
墙内开花墙外香:一位福州文人的时代错位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在《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序言中坦言:“我们忽视熊式一太久,也亏欠他太多。”1991年他去世时,国内主流文学辞典未载其名;提及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学界只提林语堂,鲜有人知熊式一。直至2000年代中期,其代表作才陆续在内地重印,相关研究仍属薄弱环节。
就连他的孙辈,也长期对其成就知之甚少。孙子熊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密藏书库中偶然读到《王宝川》与《天桥》,才第一次系统了解祖父的文学世界;另两位孙辈,则是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读到爷爷的名字,方才惊觉家族荣光。

郑达著《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
语言隔阂是其作品长期缺席内地传播的关键原因。据郑达考证,自1930年代赴英至1950年代中期移居香港,熊式一几乎全部创作均以英文完成,极少使用中文发表。尽管他早年活跃于京沪文坛,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欧美小说,也在《小说月报》刊发译文,与胡适、梁实秋、陈寅恪等保持往来,但命运几度转折,使其始终未能真正融入本土白话文运动主潮。
1930年前后,熊式一在北京任教时曾托胡适代为出版自己翻译的巴里剧作及原创剧本《财神》,却遭冷遇。幸得徐志摩慧眼识珠,并引荐至武汉大学任教——然因教育部规定无海外学历者不得讲授西学课程,终未成行。这一挫折促使他毅然赴英深造,彼时他已是五子之父,妻子尚在北大求学。
此后,熊式一的人生重心彻底转向海外。《王宝川》全球热演期间,他暂搁博士学业;1935年该剧在上海演出时遭遇部分批评,指其“迎合西方口味”;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南昌探亲被困,最终携妻儿重返英国定居。那个他曾热望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坛,就此成为他生命轨迹中一道未曾抵达的岸。
沉浮之间:从牛津客厅到香港书院
二战爆发后,欧洲戏剧市场萎缩,新兴影视媒介崛起,熊式一的职业路径随之转变。1944年,《天桥》出版并畅销,他举家迁入牛津,寓所一度成为华人学者沙龙——胡适、卞之琳、华罗庚常聚于此。但好景不长,因财务规划失当、后续合约履行不力,家庭经济渐趋紧张。

《天桥》
1954年,他应林语堂之邀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文学院,却因办学理念分歧与人事纷争黯然离职。随后转赴香港,尝试筹拍《王宝川》中文电影版,终未再现昔日辉煌。此后三十多年,他转向中文写作,在港台创办清华书院,持续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晚年的熊式一生活规律、待人温厚,却难掩孤寂。子女散居大陆、英国与海外,妻子长居英伦,旧友渐次凋零。但他始终保有那份从容风趣:胡适战后赴牛津领受博士学位时缺博士袍,他二话不说倾力相助;剧作家杨世彭初见他时,他当场摘下腕上双时区名表相赠。
这种刚毅与慷慨,成就了他早年的高光时刻,也在低谷中加深了他的疏离感。他不断辗转于香港、台湾、大陆与美国之间,试图寻找一个可安顿身心、延续讲述中国故事的地方。
生命的终点并未终结漂泊。熊式一骨灰长期寄存海外,直至2011年,才与其长女熊德兰、长子熊德威的骨灰一同归葬北京。这座曾见证他青春求学、文学启程的城市,也成为他血脉与精神最终回流之地——对于一位从福州走向世界的文化摆渡人而言,这或许是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归途。(完)
(资料来源:《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郑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文章来源: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08-26/100676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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