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文脉滋养下的当代博物散文：从“托物言志”到“以物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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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将一株草、一只虫置于闽越文化与江南士风交织的语境中凝视——这种对“物”的文化化打捞，至今仍为福建本土散文创作提供深层滋养。图据丰子恺绘“百草园”，其笔意清朗，恰似福州三坊七巷老墙边悄然绽放的素馨。

近年来，一批扎根东南、活跃于福州及闽地文坛的作家，正悄然接续千年博物书写脉络。他们不再止步于引经据典式的知识罗列，而是携带着闽都特有的温润感知力，走向山野溪畔，在观察草木虫鱼的过程中，让科学理性与诗性直觉彼此映照。马俊江写红蓼如见故园庭院，阿来描海棠似抚绸缎肌理，李元胜观螳螂若遇山中文士——这些书写，皆以“我”的在场为前提，还原“物”本然的生命节奏与视觉质地。

博物散文的内核，在于“格物致知”与“即物生情”的双重抵达。它既考据物候流转、地理迁变与典籍记载，构建起“物”的知识谱系；更强调以身体经验为中介，让知识落地为可触、可感、可忆的生活实感。福州鼓山摩崖石刻旁的古榕、闽江口湿地的芦苇、三明泰宁丹霞岩缝里的蕨类，皆成为当代作者笔下有温度的叙事主体。当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援引苏轼咏梅诗，马俊江于《文心雕草》里钩沉王安石《红梅》与范成大《梅谱》，其背后是同一套中华博物传统在不同地域的延展——而福建作家尤擅将这份传统，浸润于闽方言词汇、闽越生态记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层积之中。

中国文学素有“比德”传统：孔子赞兰之幽贞，陶渊明采菊见南山，苏轼言“不可居无竹”，王冕题墨梅寄清气。此类书写赋予梅兰竹菊以固定人格隐喻，却也无形中遮蔽了植物本身的生命实相。钱锺书曾提醒，写作须“刮除眼中古书所生之膜”。当代博物散文家正尝试破壁——阿来拒绝“咏花不见花”的空泛抒情，坚持“依物写物”；李元胜在《寻花问虫》中惊叹于一只甲虫鞘翅的虹彩，而非仅将其视为高洁象征。在福州旗山脚下、武夷山深处，越来越多写作者放下道德预设，让枫叶回归酸性液泡的科学成因，也让海棠花瓣重获绸质般的物理真实。

这种转变，意味着自然从背景升格为主角。马浩在《谁染枫林醉》中先析枫红之理，再叹风霜淬炼之美；阿来写贴梗海棠，“五瓣单出，厚如绸，色沉而明”，白描中自有敬意；马俊江借杨柳怀想闽北老屋，亦在红蓼花影里重拾童年庭院。这些作品不靠概念驱动，而凭感官记忆锚定时空——它们以“物”为纽，串起个体乡愁与集体文化记忆，在福州人熟悉的茉莉香、榕荫凉、闽江潮声中，完成一场静默而深沉的情感共振。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博物散文早已超越传统科普的冷峻语调。它要求作者兼具植物学家的眼光、诗人的语感与闽地文人的闲适心性。在集美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人文学者持续推动下，福建正成为博物写作实践的重要现场：既有对闽东山海物产的深耕细作，也有对福州古树名木的在地记录。作家们走出书斋，俯身泥土，在识别一株菝葜或辨听一只黑脸噪鹛鸣叫的过程中，重建人与自然之间谦卑而亲密的关系。

信息洪流时代，博物知识唾手可得，但真正动人的书写，永远属于那些愿意蹲下来、静下来、亲手触摸草叶脉络的人。汪曾祺式的博物文字之所以隽永，正在于它把《齐民要术》请出书斋，放进市井烟火与个人体温之中。今日的福州作家亦如此：他们让植物学知识长出年轮，让昆虫观察带上茶香，使博物散文成为一种可践行的生活美学——这不仅是文学的返本开新，更是对闽都“山海交融、文质彬彬”精神气质的当代回响。

（作者：郑丽霞，系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