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中的熵增与衰退恐慌，从时间机器说起

管理员 2026-02-24 文末可点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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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幻中的熵增与对衰退的恐慌

和别的文类比起来，科幻文学特别喜欢时间与变化这种要素体内容，如果说有一个作品可以拿出来讲讲的话，《Wells》在1895年发行，主角坐时间仪器持续向前跃进，进而抵达时间重点、变化的末尾终结处，这里存在科幻文学历史上最有名气末日画面中的一段风景描述：大概就是太阳快要不行了，变得大得很而且颜色也变昏暗了，在呈现暗红色的太阳光照之下，只能瞅见底面积大而且模样也看不顺眼的螃蟹一类生物，零零散散地在海滩上慢慢爬行着。虽然没有把话讲得明明白白，可是鉴于威尔斯向来对人类退化下去的前景满心忧虑，那些个头巨大且模样丑陋的螃蟹极有可能恰恰就是由人类退化演变而成的。“蟹化”，这指的是甲壳动物一回又一回独立自主地演化出蟹的形态的那种现象，在近些年来于互联网上变成了特别火爆流行的模因（meme），把人们针对活力消退的担忧给具体形象化了：变得如同螃蟹一般的状态，意思就是变得沉重起来，行动迟缓不堪，面目令人厌恶，封闭在厚厚的甲壳之内从而与外界隔绝开来。

19世纪末时，威尔斯笔下呈现出太阳黯淡、巨蟹横行的末日景象，此景象恰恰投射了西方社会那时因经济萧条以及社会动荡从而引发的对衰退的恐慌。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虽说解释了各个物种从低级朝着高级的演变进程，然而也同样包含着从高级向低级退化的可能性，这种退化的前景对威尔斯的创作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同样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热力学里“熵”（）的那种观念发展起来了，随后这个词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于衰退的想象。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被提出且完善，克劳修斯开始用“熵”描述混乱程度，还认为封闭系统中的熵一直处于不可逆增长里；开尔文勋爵等接着提出并发展了“热寂”假说，也就是宇宙这个封闭系统的熵增同样不可逆，所以宇宙会历经漫长能量耗散，最终实现热平衡，就这样在寒冷与寂静中走向终结。

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宇宙熵增所呈现出的那种阴暗前景，几乎未曾渗透进入大众文化以及文学艺术作品当中。威尔斯凭借《时间机器》开创了世界末日情形下的物种衰退场景，不过，就他的大多数作品来讲，他对于文明退化的忧心，主要是表现在生物学以及社会学这两个层面上。源于英国的科幻作家斯特普尔顿，也就是那个名为Olaf的人，承接了威尔斯于未来想象方面所做的探寻行动，他有两部名作，一部是写于1930年的《最后与最初的人》，英文名为Last and First Men，另一部是1937年的《造星主》，英文称作Star Maker。这两部作品沿着威尔斯对衰退存有的发愁心绪，把对文明迈向失败以及因之引发的社会出现崩解状况的想象，朝着范畴扩大到整个宇宙最终走向衰亡之处延伸，借此将全人类在精神层面拥有的孤独绝望之感给放大了。所以，尽管他并没有直白地提到“熵”以及“热寂”等相关概念，然而却对后世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在关于熵宇宙观的想象这件事情上，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同一时期，在大洋彼岸没被战争阴霾笼罩的美国，在纸浆杂志时期，也就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科幻小说里的宇宙，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好像是无限的，总能激发出强烈好奇，等着人类去探索，科幻黄金时代是1938 - 1950，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洛夫克拉夫特，也就是H. P.他的宇宙恐怖故事同样是如此。阿西莫夫（Isaac）所偏好的短篇《最后的问题》（The Last ，1956），哪怕是以熵增作为主题，也会去设想超级智能在末日之际重启整个宇宙的那种积极的可能性。

在世界大战给科学带来的催化作用底下，现代宇宙观一点点渐渐趋于完善，量子力学以极快速度呼呼啦啦地发展，一种被叫做“系统科学”的全新理论于20世纪五十年代热热闹闹地蓬勃兴起，其中涵盖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系统论等等，这些类似的系统科学试着努力在自然以及社会的各个不一样不同领域里找寻寻觅普遍的结构以及运作运行机制，它们把“熵”的概念从热力学里面抽取拿出来，既当作衡量系统有序程度的关键重要变量，同时又将“熵”视作看待成一种自然就存在的、走向崩溃瓦解的倾向趋势，任何系统都得十分用心小心地控制自身的异变变化，持续不断地抵抗熵增增加的侵蚀。

“熵”从一个专业科学术语，快速演变成全球文化语境里的关键隐喻，这不仅依靠迅速兴盛的系统科学，还受冷战的紧张形势、核战的恐怖前景以及发达国家技术繁荣中的价值危机等作用。这个概念凭借宇宙尺度的宽广和物理定律的冷峻，加剧了人们对文明衰退、生态瓦解与价值空虚的深切担忧。品钦，青年时竟写过一篇以“熵”为名的小说，那是在1960年。故事里，主角知晓热力学后发觉，孤立系统，像银河系、引擎、人类、文化以及所有事物，都必定会自发朝着更可能的状态演变，而这更可能的状态就是宇宙的热寂。如此一来，他整个的人生便被笼罩在了黯淡衰弱的宿命论阴影之下。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始的英国科幻新浪潮之际，熵的阴影就开始大规模地对科幻领域予以笼罩，科幻杂志《新世界》（New）是那一新浪潮的主要阵地，杂志编辑哈里森（M. John）曾作出表示：“熵乃是作者，特别是英国作者对于未来悲观预期的产物……众多《新世界》作者都痴迷于熵的主题，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未真正彼此沟通，这种理念仿佛就是在众多人那里同时出现，呈现的形式也截然不同。”。于各异的形式以及风格之下，对熵的那种关注，折射出彼此类似的信念，那便是，最好的时代已然过去，紧接着就唯有持续不停的枯竭衰败，还有终将降临的死亡。在杂志主编莫考克（）的“科尼利厄斯系列”（Jerry）里，出现了这种信念，奥尔迪斯（Brian）的《丛林温室》（，1962）中也有，佐林（）的《宇宙的热寂》（The Heat Death of the ，1967）等名作中同样存在，新浪潮旗手巴拉德（J.G.）的《时间的声音》（The of Time，1960）等作品总是痴迷于衰败与异变，与此同时，相似的倾向在美国作家那里也出现了。菲利普·迪克（K. Dick）所著的《尤比克》（Ubik，1969）里，主角们进到了一种半生半死的状况之中，他们所处世界里的所有物体都在快速地衰退以及消散。新世纪的作家们继续了这一主题，像是特德·姜（Ted）有着蒸汽朋克风格的《呼吸》（，2008）；巴奇加卢皮（Paolo）的《发条女孩》（The Girl，2009）把万物俱衰败的倾向用生物朋克的方式给写了出来。

总归来说，熵定律针对科幻给出的挑战在于，要是认可熵增没办法反转，认可我们的身体，及精神、社会、经济，还有我们赖以生存的恒星乃至整个宇宙，全都将会难以回避、无法扭转地迈向衰退，那么我们可有可能性激发出勇气、激情以及智慧，凭借一种积极的样式去想象未来呢？

二、理解熵增的另一种方式：普遍经济学

当熵的概念于科幻里现身之际，它把能量的自然耗散当作核心假设事项，凭借宇宙的苍凉衰败情形将个体的悲观失落予以放大。然而身为科学术语的“熵增”切实能够直接被转译为文化领域当中的“衰败”吗？倘若真是这样，那要怎样去解释地球上已然存在着的丰富多彩的事物呢？20世纪中叶时，系统科学把“熵”放到知识核心处，与此同时，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在著作《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1949）里提出一种叫“普遍经济学”（é générale）的理论，这种理论说不定能激励我们于熵增宇宙中积极地去生活，“经济学”该概念在这儿不限于生产、消费以及交换，而是留意更为普遍的能量流通运转的方式。

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熵理论对能量永恒耗散予以了确认，与之相像的是，普遍经济学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事物当中所蕴含的能量始终处于“耗费”（dépense）这一过程里①。“耗费”这个词汇所表达的意思是，那种不追求回报的花费、浪费，在巴塔耶的认知里，它是宇宙间最为基础的能量流动形式。举例来说，太阳毫无所求地朝着宇宙喷射出光和热，并且还十分大方地把光芒洒落在地球上。地球上的所有活动，皆是对太阳能量的截留以及再次释放，像人类这类生命，能量源自太阳，同时也会承受太阳的诅咒，所以本能里总有一种不计后果地消耗自身的冲动，比如在人类学著名案例——北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中，酋长会在客人跟前歇斯底里地破坏自己的财物，由此，“耗费”的概念连通了个体的内在情感与宇宙的总体运动。巴塔耶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能量的耗费，才是为人类之所拥有的社会组织，以及经济交流，还有文化艺术活动，奠定了最为基本的原理；与那种聚焦于能量耗费的“普遍经济学”相比较而言，侧重在于价值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或是关注资源匮乏与经济增长的现代经济学，则都仅仅只能叫做“有限经济学”。

科幻文学中的熵增与衰退恐慌，从时间机器说起(图1)

把系统科学语境里的熵理念拿来跟普遍经济学相互对比，则仅就“耗散”以及“耗费”而言，二者均意味着能量散失的那种自然倾向，并且二者还都让自然跟人文的界限呈现出新消失，将微观个体的情感与宏阔宇宙的运动予以接通。然而二者最为关键的差异之处在于，系统科学重点关注“负反馈”，也就是系统怎样从环境当中吸收负熵，以此来抵消能量耗散从而使得内部保持稳定，就像薛定谔所说的那句名言“生命以负熵为食”；普遍经济学却觉得对负反馈有种偏爱，这种偏爱显得过于僵化而且甚是无聊，而顺应宇宙间熵增大的这种趋势本身是存在其特有意蕴的。

是不是要熵减，还是选择熵增呢？现代经济学跟巴塔耶普遍经济学的差异就在这儿。熵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相结合，通常是以减缓熵增当作目标。罗根在1971年出版了《熵定律与经济过程》，首次系统地把熵增理论引入到经济学中，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则促使熵经济学走进公众话语、参与到政策讨论。有这样一支经济学支流，它对数字增长的狂热持质疑态度，倡导节约资源以及低熵经济，在当下此情形下依旧持续不断地引发全新的思考。加尔布雷斯（James K.）新近出版了《熵经济学》（，2025），这本书吸收了生物学与物理学方面的新成果，为熵经济学构建了更为精密的理论模型，还呼吁凭借有效政府监管来抑制自由市场的熵增倾向。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普遍经济学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于熵增属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所以相较于徒然无功地让熵增变慢，反倒不如进而“加快这个进程”。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先对德勒兹、鲍德里亚等法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之后在20世纪九十年代，被英国学者兰德（Nick Land）吸收并改造；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间，马克·费舍（Mark）、斯尔尼塞克（Nick）等人，又把经过兰德改造的普遍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形成当下借着人工智能潮流广为人知的“加速主义”（）理论：倘若人的情感以及社会价值，归根结底是以自然的熵增过程为基础，而且局部低熵系统要不就是徒劳无益地尝试延缓熵增过程，要不就是在更大尺度上加速了进一步熵增（像工业革命极大加速了地球的热量耗散），那么我们不如直接把加速熵增设为目标，通过不断建构更高水平的低熵系统来推动这一终极目标的达成——比如放开伦理监管、设立专门机构来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发展，又或者借助科幻小说让读者倾心于科技进步和宇宙探索。我们，将自己整个儿地投身于文学艺术创作中，或者是享受这样的过程，并且，让情感去经受那种强烈的震荡，从而以此来获取一种彻底的释放感，怎么样说，结合处于普遍状态下的经济学视角去看待，则这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呈现于个体的人类身上所实际发生的熵增现象了。

三、蟹化……或者羽化？

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在科幻里展现熵增这一普遍的宇宙法则，该如何做到？在我看来，看待熵理论，从普遍经济学角度出发，要留意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应把希望寄托于末日重启的那种可能性，阿西莫夫所著的《最后的问题》设想了超级智能在热寂时重启了整个宇宙，安德森（Poul）的名为《宇宙过河卒》（Tau Zero，1970）的作品里近光速飞船上的船员见证了宇宙重生的整个过程，并且来到了重生后的新宇宙去生活。但是这样的话，这些作品呢，是以那种没有科学依据支撑的、如同神迹般的空想，去逃避热力学第二定律严肃冷酷的科学推论，而且呢，还把当下生活所欠缺的，以及本来应该从当下生活当中获取的价值感，流放到数百亿年之后去了。

其次，逆熵或者负熵，是不值得被当成终极事业来对待的。想要达成稳定有序的状态，这无疑是值得予以尊敬的，然而稳定有序的自身，本来就是不存在价值的，它之所以值得人们去追求，仅仅是由于能够促使更具价值的新事物得以诞生，不然的话就等同于沉闷僵化，甚至还会显得有那么一些可笑——要是我们一直持续呼吸就会导致死亡，那么要是放慢呼吸的速度，说话轻声细语，行动轻手轻脚，甚至养成习惯性憋气的行为，想必就能够活得长久一点？特德·姜所创作的《呼吸》确实为我们呈现了种种对于延缓熵增的努力，但是故事当中的主角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些努力最终都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抛弃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感动吧。

最终得考量尺度方面的问题，渺小个体之人的生活历程并不会直接映照宏阔宇宙的兴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涉及熵的作品特别容易陷入这种老套模式，原本自身的生活枯燥无味、毫无变化，一想到整个宇宙会以迟缓冷寂告终，这日子就更没什么指望了，品钦的《熵》以及佐林的《宇宙的热寂》皆是这般情况。佐林名下的名作里边，叙事以一位家庭主妇百无聊赖的生活点滴为一端，又以宇宙熵增的宏观物理学阐述为另一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切换，到最后，这位主妇发觉其生活竟然只是全宇宙命运的一个缩影，未来完全没了希望，就这样走向了崩溃。

就这三点综合起来看，那要怎样去创作一种有关熵的科幻呢，答案已然相当清晰了：所要着重关注的并非百亿年之后的宇宙热寂情形，而是在微观层面由负熵结构促使加快的熵增进程。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视角来审视，这意味着更具力量的能量留存与更为剧烈的能量消耗二者进行的、循环交替且由小至大持续升级的过程。换句话讲，是要去描绘人类（或者所有负熵系统）所展现出的雄心壮志，所经历的悲欢离合，愈发热切的创造以及越加暴烈的破坏过程。每一滴眼泪与每一滴流淌的血液都会将热量从人类身体上带走，而后汇入熵增状态下的宇宙这片汪洋之中。当下，“人类主义”饱受种种“后人类主义”“生态主义”理论批判，在普遍经济学与熵理论的结合之处，它萌发了新生。

这是一个问题，是整日都在因未来熵增那荒凉的前景而悲叹呢，还是把人生投入到当下熵增那澎湃的洪流中呢？在此之外，我们能够在巴拉德的作品里看到两种方向之间的张力。英国新浪潮在整体上都沉溺于对于熵增之衰弱的哀叹那儿，巴拉德作为它的旗手从而声名远扬，而且他确实是偏爱去描写毁灭以及死亡场景的，所以评论家和读者也常常把他看作是顺应新浪潮悲观趋势的作家。然而，在1984年的一回采访当中，巴拉德对他的主要作品进行了回顾，借由这个举动明确地拒绝把熵增视作他作品的主要风格；并且，倘若说他的作品里老是浮现出荒芜的场景、废弃的建筑，那是由于他要把这些破败的东西当作基石，准备着在基石之上构建新的秩序。事实上巴拉德是刻意和当时流行的悲观熵增的观念拉开距离，他自身所秉持的观念更接近于普遍经济学对熵增的积极看法。在谈到死亡的时候他讲道：“要是把死亡等同于自我的终结，确实是这样！”。自我毁灭属于极为严重的罪行里头的一种，然而自我毁灭却是达成涅槃——也就是超越自我、跟宇宙无形力量融合为一——的必经进程。必要得摧毁旧有的事物才能够构建新的秩序，哪怕不惜自我毁灭也要去探寻全新的自我。要是讲早期的《时间的声音》还掩埋于新浪潮整体的那种悲观风格之中的话，那么更为成熟的《撞车》（Crash，1973）则展现出一种更为清晰的耗费的欲望，这部小说的那些主角们老是尝试在车祸废墟当中重新构建起新的欲望形式以及主体结构，为了这个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制造新的车祸。

在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及后续的时期之际，是赛博朋克运动捕获并且承袭了巴拉德开创出来的那种熵增美学。赛博空间里的主人公们，既不忧心遥远的末日，亦不祈盼乌托邦骤然达成，他们凭借机械重新构建身体，借助网络与世界融合为一体，透过靠近死亡去激发出强烈的生命冲动。不仅早期的《神经漫游者》（，1984）呈现这般情况，在近年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 2077，2020）里，并不能够轻易察觉这种“赛博朋克精神”的延续，而且在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2022）之中，同样无法明显发现这种“赛博朋克精神”的延续，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确实能看到这种“赛博朋克精神”的延续。

到文章末尾之时，让我们回转至20世纪上半叶的威尔斯以及斯特普尔顿之处，瞧瞧每当面对无法遏制的熵增情况时我们能够拥有怎样的选择。哪怕始终处于悲观阴影的笼罩范围之下，威尔斯仍然坚持去对抗社会里迈向混乱的那种趋势。他在晚期作品《未来之物的形态》（The Shape of to Come，1933）里，通过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念去推进未来想象，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借助一群航空技术人员建立“空中专政”（ of the Air），来掌控全球政治统治以及社会治理，而他们坚信凭借此能通向自由平等的乌托邦。

斯特普尔顿设想，未来人类会演化出翅膀，成为“飞人”，并且在飞行当中释放生命能量。这和迟滞笨重的巨蟹不一样，跟高度理性化的空中精英也大不相同不是一回事。在他的成名作《最后与最初的人》里，飞行深刻改变了未来人类的情感与价值观念，在空中，飞人的心脏会更强大，体温会上升，感官会更敏锐，还有更深刻的洞察力。他所历经的全部欢愉或者痛楚，都会愈发剧烈，只要在空中飞行，不管是于风暴里独自奋战，还是跟布满整片天空的同伴一同举行仪式舞蹈，不管是跟性伴侣一块儿热情共舞，还是在远离世界的高空上独自沉思、盘旋，不管是顺着风前行，还是在龙卷风中破碎、坠落而死，他都能够以一种超脱尘世的美学姿态去看待所有这些愉悦以及悲痛。

科幻文学中的熵增与衰退恐慌，从时间机器说起(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