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学者解读：孔孟儒学与古希腊哲思中的“德性”共鸣——来自清华教授方朝晖的跨文明对话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福州人文界持续关注的文明对话命题——孔夫子与柏拉图为何殊途同归聚焦“德性”？

——专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

作者 安英昭 徐雪莹

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柏拉图，不约而同将“德性”置于思想核心。前者提出“志于道，据于德”，后者在《理想国》中系统构建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四大美德”。这种跨越地理与语言的共识，在今日福州高校人文讲坛与福建师范大学“中西比较哲学”课程中，仍被反复引为文明互鉴的经典案例。

“孔子与柏拉图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却共享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方朝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二者均视德性为个体安身立命之本，更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基石。但细察其路径，差异亦清晰可见——这恰是中西学术传统日后分流的重要伏笔，也为福建高校近年开展的“闽派儒学与古典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深层理据。

视频：【东西问】方朝晖：孔夫子与柏拉图注重“德性”有何不同之处？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修版《中学与西学》中指出，柏拉图与孔子对德性的强调具有高度同步性。为何“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哲会共同聚焦这一命题？孔子所言“天下之达德”与柏拉图提出的“四大美德”，内在逻辑是否存在呼应？

方朝晖：《论语》明确记载孔子“志于道，据于德”，并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柏拉图则在雅典城邦危机背景下，借《理想国》系统论证公民须具四德。二者虽时空相隔，却同处各自文明的思想奠基期——孔子面对周礼崩解、世卿世禄衰微的现实，主张以德选贤；柏拉图则直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民主失序、民粹泛滥之困，寄望哲人王以德导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德性关切并非孤立现象。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的闽都文化讲习所中，“朱子读书法”与“西学东渐”专题常并列展开，正反映出闽地学人对中西德性传统的长期体认——从朱熹重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近代严复译介柏拉图，德性始终是贯通闽派儒学与西学理解的关键枢纽。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延续德性议题，却将其纳入政治学框架，作为经验性学科处理；而孔子之后的儒家，则始终将“成德之教”置于学问首位，形成“德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闭环。这种根本性差异，在福州船政学堂旧址举办的“中西教育思想对话”论坛上，亦被多次援引为理解中西人才培养范式分野的历史钥匙。

山东土陶手工艺人制作孔子像。刘明祥 摄

中新社记者：您书中提出，柏拉图哲学以“求是”为旨归，儒家传统则重在“求应”。这一分野如何塑造了中学与西学后续发展路径？其深层动因何在？

方朝晖：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问，本质是“求善—致用”双轨并行：既追求价值正当性（善），又强调解决现实问题（用）。这包括个体精神安顿、伦理建构，也涵盖治国理政实务——福建朱子文化遗存中大量“乡约碑”“义仓规条”，正是这种务实德性观的生动体现。

反观古希腊，则将“求是”推向极致：哲学成为一切科学的方法论母体，知识本身即目的。柏拉图认为唯有建立关于美德的“科学”，才能真正拥有美德；亚里士多德却清醒指出，伦理学知识无法自动转化为德行——正如反复抛石万次，石头不会因此学会飞翔。这种“知—行”关系的不同预设，最终使西方走向认知主义传统，而中国则深耕实践德性传统。

若按真、善、美三分法，中学属广义“求善”体系，西学则属广义“求真”体系。这也正是本书以“求是/求应”“知/做”为坐标辨析中西学术的根本依据。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卢浮宫馆藏柏拉图像。钟欣 摄

中新社记者：您特别指出，若论可比性，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伯来传统，较之希腊哲学，反而与儒学更具对话基础。原因何在？

方朝晖：儒学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信仰传统。若暂避“宗教”称谓，它确乎更接近宗教而非纯哲学——其核心在于终极关怀与价值皈依，如“畏天命”“敬天法祖”“天地君亲师”等信条，与基督教“上帝—人—世界”结构遥相呼应。

再者，儒学有“经”而不仅有“经典”。“六艺”“四书五经”“十三经”皆称“经”，其神圣性、不可质疑性，与基督教《圣经》（Bible）、犹太教《塔纳赫》（Tanakh）同构；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著作仅为“经典”，可被后人批判、扬弃。这种“经学思维”，在福州文庙历代祭典仪轨与闽南“读经班”实践中，至今葆有鲜活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