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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大市如何批量培养接班人?宁波给出答案

民营经济大市,怎样批量培养“接班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诗涵

发于2024.6.10总第114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宁波市“创业创新风云榜颁奖典礼”已连办了19年。今年,年年未曾缺席的雅戈尔“掌舵人”李如成没有现身,而是由他的女儿、副董事长李寒琼首登领奖台。这是稳坐宁波“第一把交椅”的民企,释放出的交班信号。同为纳税大户的海天塑机集团,也首次派出三代接班人张斌亮相。

包括雅戈尔、海天,2023年宁波共有20家民企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截至2023年,宁波累计有民营主体134.1万户,占市场总量的96.7%;2022年,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65%的GDP、70%的税收、81%的出口、85%的就业岗位、95%的高新技术企业。

“当前,许多宁波民营企业已进入代际传承、新老交替的阶段,‘创二代’的传承与发展问题重要且紧迫。”宁波市委政研室产业金融处副处长付志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统计,宁波第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平均年龄已达63.5岁;未来5年,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宁波历来有重商传统,结合儒家文化、浙东传统商业文化和特有的海洋文化,这片土地诞育了“敢于开拓,勇立潮头”的文化传统。对于“民企接班”话题的探索,这里已有20年左右的历史。

如今,探索仍在面对新课题:当交接班进入高峰期,一座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民营企业的城市,怎样做好“民企接班”这件事?

2023年2月26日,由宁波市“创二代”联谊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宁波校友联络处主办的“享新知·2023宁波新春论坛”在宁波华茂希尔顿酒店举行。图/宁波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寻找接班人进入高峰期

2023年初,年仅65岁的宁波杉杉股份创始人郑永刚突发心脏病去世,其32岁的儿子郑驹接任后,继母周婷对股权、治理权等多项重大事宜提出异议。这场争权风波,敲响了“突发式传承”的警钟。

“与‘突发式传承’伴随的是‘仓促式接班’。其中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可能让原来积累的矛盾集中性爆发,甚至带来后遗症。能否快速制定应急与传承方案,是此类企业成败的关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此,第一代企业家需要提前进行系统性思考与规划,并投入相应时间与精力。”

5月9日一早,120位一代、二代企业家和高管来到方太集团“求医问药”,他们来自浙江、北京、深圳等地,涉及制造、服务、金融等行业。“女儿刚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我干了大半辈子,关于接班的事却还没好好想过。”一位企业家说。

这是宁波家业长青学校创校18年来举办的第66期公益沙龙。下午是学校校长、方太集团名誉董事长茅理翔的授课环节。84岁的老人端坐台上,尽管眼睛已看不清,他仍然抑扬顿挫地演讲了40分钟。

1996年,他与儿子茅忠群共创方太集团,放弃了低毛利的点火枪行业,进军油烟机行业,做起高端厨电品牌。在“创业式传承”中渐渐交权的茅理翔,自2000年起四处奔波授课,并于2006年创办了家业长青学校,一讲便是近20年。

“成功的传承一般都是成功的转型。”茅理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及传承的本质,他认为:“传承是两代人共同的使命,企业家精神是最首要的传承内容。”

今年4月,宁波市委党校与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联合课题组的一项调查(下称“调查”)显示,未来5年,宁波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2024年新年期间,翁氏家族庆祝翁振涛创办的千普科技成立30周年。翁振涛(右)夫妇、儿子翁之旦(左)、孙女一起出席。图/受访者提供

翁之旦和翁振涛父子,每天中午一起去工厂附近的家里与翁之旦奶奶共进午餐,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十几年。“饭桌上基本也是聊家里生意,有些不太好沟通的事,我更愿意在吃饭的时候讲。”宁波华液有限公司总经理翁之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求学、性格、志向方面,父子二人似乎一脉相承:毕业于浙江大学液压专业,个性沉稳,对公司的战略眼光一致。翁之旦2010年毕业回厂后,同父亲商量决定,公司应在液压阀领域拓展中高端市场,便开始带领新产品与高新技术的研发。

翁振涛今年64岁,现在每天仍然会在车间里走一走。翁之旦的顺利接班,也离不开父母的提早放权与铺路。2011年,他一上班就坐进了母亲李向红的总经理办公室,当时的企业高层都已50多岁。“高层那么多,年轻人怎么办?母亲一直在琢磨这些。”他表示,母亲提前花了几年时间调整架构,让老一辈逐渐退休,聘为公司顾问,并为自己组建了一支年轻化的管理团队。

“我运气比较好,母亲擅长做管理,企业分工一直比较明确。我很多朋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和公司元老的关系。”翁之旦说。

茅理翔曾归纳家族企业传承的“十大难题”,包括舆论压力、家族矛盾、元老阻力、两代分歧、父不交权、子不愿接、子不争气、多个子女、只有女儿、企业下坡。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茅理翔主张对“二代”施行“三三制”:“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在各阶段分别下放研发权、营销权、全面管理权。宁波家业长青学校执行校长范斌则建议,在实践中,“一代”可以将传承路线分为准备期、导入期、变革期、掌控期、升华期五个阶段。

尽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在宁波经验中,“子承父业”仍然是当前最现实可行的选择,单一子女接班、多子女团队接班、媳妇或女婿参与接班等情况都较为常见。

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其他亲属接班,或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背景下让子女与职业经理人共同接班,以及通过上市退出、出售退出等方式把企业交给社会。前述调查显示,在宁波成立5—10年的民营企业中,75.6%的企业会选择“子承父业+职业经理人”模式。

为帮助企业规范运行,协助企业传承或日常经营,纳入职业经理人是一种常见的选择。例如,2006年,宁波通用塑机董事长张宝法突然离世,年仅 25 岁的张允升在公司职业经理人的辅助下,顺利渡过了接班危机。

“在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角色隐于台后。与公共企业不同的是,除了强调专业素养、管理经验,家族企业还需要职业经理人像‘管家’一样,作为家族关系的润滑剂。”宁波财经学院财富管理学院副教授苏赛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在共同奋斗中会建立一定的信任,可能形成‘泛家族成员’的心理默契。”范斌表示。然而,在现阶段,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推进交班的模式尚未进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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